Salome

• 来源：微信公众号 - TanzdersiebenSchl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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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街区有很多垃圾、垃圾桶和垃圾车。

越是文明、高档的地段，盛放垃圾的容器理应越少吧。譬如我的高中，起初在教学区里每走五六十步，就能看到一对金属漆桶立在路边；后来要走两三百米，然后两个操场，最终只要是太阳能够照亮的地方都已经清爽干净得过头了。同学们只好把垃圾攥在手心、放进裤袋，等待着回到教室摆脱污秽的时刻，最后干脆把他们正在等待什么这回事也抛在脑后，擤鼻涕留下的餐巾纸团也好，奶茶吸管细长的塑封包装也好，就这样被捎回家里。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从租房回到家住。小区在街道的东侧，建成不到十年，尚且算得上整洁；对门是个陈旧得多的居民区，沿街走到它的东南角上，还能看到一间弃置了两三年的旅馆。

这家旅馆有过相当热闹的年代，虽然那还是我读小学刚搬来的时候了。虽然它是下沉式的，比围栏外的街道矮去半层楼高，大堂采光也不是很好，我记得旅馆的玻璃门里有两尊穿着燕尾服的吹笛男人的铜像，因为太阳照顾不到的缘故，即使清洁阿姨每天都悉心擦拭几遍，他们也只是泛着昏昏沉沉的暗金色；但也正是这样的色泽，才和棕绿色的外墙和四周的冬青树丛显得协调。

老居民区一侧的步道更宽阔。有些闲不住的老人沿路开了夜宵店，绝大部分是卖虾尾的，还有一家烤串、一家卤菜和一家麻辣烫。每晚九、十点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人围成几个小方形，或者大的圆圈，被辣汤的热气和灯光焗得发亮。吃夜宵的人多了，垃圾桶也跟着变多，几乎追上路灯那样多。店家的厨子把厨余吃力地塞进桶里；环卫工人在第二天早上清空它们；我在客人走了七八成的时候出门散步，目及之处的垃圾桶总是塞满秽物，活火山一样向外喷涌着食物酸掉、馊掉的浓烈臭气。我最后只好尽量绕开这些地方。

之前提到的那个东南侧的拐角，突然推来几辆绿漆剥落了的垃圾车。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它们已然歪斜车身停在那里，手柄氧化得厉害，杵在地上。虽然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东西，但粗略地看车身的斑驳程度，暗色的锈迹粘连着地砖上的影子，使人感到它们好像这条街道穿出皮肤而被风化的骨骼。从车的深处散出了日渐馥郁的干玫瑰花香味。一连三五天，只需走近那群推车，就会有误入过期了十多年的花园的时间错乱感。不是新鲜的带点果汁甜味的淡香，而是罐头里的味道，在行人路过的须臾，罐头就被撬开而咝咝地吐露热气；这样迈着大步经过，很可能漏听花瓣被踏碎时松脆细密的喀啦声。

路过这里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在这样干燥而浓郁的玫瑰香气里望去，会在恍惚间以为垃圾车和拐角里兜着的旅馆阁楼都是淡淡的红色；而只要远离这个拐角，红色便滑落了，袒露出深绿色的阴影。我数次想过在此刻折返，去看看车膛里是否真的堆放着干燥的红玫瑰；但也不明白走近是不是恰当的选择。若真的一探究竟，也许会被大半车在八月的湿热天气里充分发酵的玫瑰遗体熏出眼泪，甚至产生点酒精过敏的不良反应；或者更糟糕些，是我的嗅觉玩的恶劣把戏，等着我的其实是落满绿头苍蝇、酸臭腐败的生活垃圾；然后，不管怎样，附近的居民都将目击到我试图在垃圾车里翻找什么的窘态。这样想着，我从未更近一步。

而今晚的功课很多。写完功课出门，折返后再路过时已经快十二点了，路上的车不剩几台。我在走下拐角的楼梯前停住。四周没有人，只有淡淡的红色。

我走下一级楼梯。

上小学时，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女同学住在这个居民区里，不过我们发现彼此住得很近之前没说过话，直到五年级在同一站上校车，每天上学放学都走同一条路，关系才亲密起来。每天傍晚我们从更南边的校车站往家走，路过这家旅店，都闻到从大堂深处飘来的香水味。

我走下一级楼梯。

旅店当年的房价也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当时还感叹过好奢侈；搬家之前我每天的零用钱只有五块，搬来之后因为邻近的O熊奶茶和罗O蛋糕店里零食都很贵了，就变成每天二十块钱。我们一直想知道住高档套房是什么感觉，但是家人不乐意我们自己去旅馆里住上哪怕一晚。我曾经向妈妈提过，以后我自己的房子里，床单被套枕套都要像旅馆那样买纯白的。

我走下一级楼梯。

小学毕业之后我和她就没再联系过。初高中都离家很远，只有遇上寒暑假和休学我才会回家住一段时间。我是在高二寒假结束之后休学的，可以支起身体走动之后，爸爸就经常带着我下地转转，可能就像带着快满一岁的小孩那样。

我走下一级楼梯。

刚找回行走意愿那几天，我每天下午都在精神病院散步。医院在我家正北面，有点远，妈妈也在附近工作。我一个人，或者在爸爸前面歪着头、漫无目的地行进，偶尔路过同样耷拉着头颈的病人。来去的皆是款式相同的病号服，里面包裹的人大概也都会想着“也是神经病啊”又再次放弃思考，像拧干毛巾之后松手那样放弃压榨自己近乎衰竭的意识，貌似温和地彼此绕开。发狂的人都被关起来。

我走下一级楼梯。

每天我都看到一位没有穿病号服的男性倚在那把长凳上。他似乎不需要叹气或是剧烈地呼吸；下半脸甚至没有湿润气雾织成的网罩。晚霞把这张长凳泡得红亮。除了出现的位置从长凳的一头缓慢向另一头移动，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那时我明白：我已经无法离开他了。

我走下一级楼梯。

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从视线里缺失的场景，就像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从病床上坐起身来，却发现墙上从未打开过的电视机不见了。那段时间不用读书写字，我便不戴眼镜了，疾病还是时常复发，但傍晚下楼，看到熟悉的色块分布时又会平静些许。红亮的矩形上覆盖着一条狭长的深色痕迹，一个运行迟缓的进度条。我想他有强迫症。很严重的强迫症。我也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我走下一级楼梯。

旅馆的热闹走得也不明不白，只知道从停止营业的那天起，透明的墙里侧围上了一圈布屏风。薄而不太软的米色布料很规整地压着竖褶，隔着淡绿的钢化玻璃委婉地去蒙路人的眼睛，自此路过的时候很难再从旅馆外看到里面的陈设了。从前我最有兴趣看的是大厅墙上的挂钟，白底金框，可能有七八面吧，朦胧地罩在阴影和香气里。每面的表针指向和钟底下金色牌匾上刻的字都不同。当时我只认识“北京”。

我站在旅馆门前，他坐在里面。

2

我架起手臂试图推动旋转门，立刻有细沙从头顶顺着发旋匆匆流进衣领里，之后没能从发汗粘腻的背后继续滑落下去。两尊吹笛男人的铜像感应到脚下沙哑的摩擦声似地，在漆样的夜里后知后觉地随着厚重的玻璃门页上下浮动起来。流过门缝的一瞬间，我有种正通过一只漏斗的错觉；尘土和别的什么东西正顺着它的口跳升而出。

大堂里一面挂钟也没留下。他坐在大堂一角，似乎张着腿，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面对着落地窗，身后地板上的泡沫纸如同河流一般皱起来。我走过去的时候刻意把它们踢得簌簌作响，河流到了很下游的地方，就被三四米高的木板压住，吱吱地摇动。

他转动脑袋来看我，没有多余的反应。

当初“视线里少了他就一定会发狂”的怪诞想法忽然鲜活起来。出院之后，我大概是像从车窗上擦去水痕那样，将这名男性唰地忘干净了；现在却又闻到莫名其妙的干玫瑰气味、半夜闯进这家废弃旅馆，然后撞上一个或许是他的人。怎么说都荒谬到了拙劣的地步。

两人都只是沉默着。

尴尬的是，我的脑海里未曾形成过任何关于与他发生对话的构想。右手已经朝着他的肩膀去了。

“你认识我吗？”他问。语气听起来不是很惊恐，却动作略大地把靠近我这侧的肩膀向后折过去，我由此听到了衣料摩擦的声响。我摇摇头，想到他未必看得清我在摇头，又补上一句：

“怎样是认识了？”

没有时间可看，我们浸在很暗很暗的砂金色河流下游，河水朦朦胧胧地反着光。很快我就蹲累了，懒得抹开地上的灰便坐在他附近。周围的空气跟着松散地涌动，托着他的声音往我这边漫过来：

“见过就算，”肩膀也缓缓扣回来，“五公里以北吧？”

五公里以北是四年前收容我的精神病院的位置。我对这种表述方式有一丁点不习惯，也不想过多回忆休学的事，但一切已经足够奇怪了。

“也许吧。你在这里干嘛呢？”

“我应该到这里了。”

他是留宿的拆迁工人或者这块地皮的主人之类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他没有理由和我进行任何滑稽的对话；“应该到这里”，这样的台词掺着温热的灰尘和宿命论的味道，怎么想都不应该是日常生活里能够出现的对白。我感到自己的喉结蠕动了两下，又回归原位，他隔着影子窥伺着这阵蠕动。

从他口中溢出了连拟声词也难以妥当描述的怪异响动。啾咕啾咕、噼啪哗啦，此时我倒感觉使用拟声词就足以形容的声响，相较之下都已经不能更规律了；正流进耳蜗的也许连贯的振动，似乎确是人类平常地利用声带发出的声音，我却完全无法将它和已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音色甚至任何一种发声方式产生联系，而只能够卧在被施过破坏魔法的铁轨一样扭曲又密集的呢喃中心，身躯上仓促地轧过“错乱”“滑移”这样的字眼。

我立马紧闭双眼，又用力捂住耳朵清了清嗓子，却没能在这串异响中辨别出自己的咳嗽声，随即对再度振动声带并发出说话声这件小事陡然产生了强烈的恐惧，甚至不敢确定开口时还能否发出已经熟悉得不能更熟悉的，被友人称赞过的年轻女性的嗓音。

“你不会听到自己发出这种声音的。你认识的其他人应该也不会这样。”他状似轻松地换回原来的嗓音，提醒我刚才听到的响动是完全真实且有迹可循的，“我在那边没有跟着你说话，在这段时间里稍微活动了一下。看到我消失了吗？”

我犹疑着放开手，又睁眼望他那边。旅馆外冬青和围墙的阴影流进来紧密地浸没我们。这句话和前面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有着同一蹊跷之处——这名男性的话里，时间和空间被妥帖地调换了。

“那你可以前后左右地走吗？”

“不太能吧，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动。”

“往南吗？”

“往南。”

“之前真的是你？”

“嗯，北边的那家医院，四年以前。”

一个只能从北往南移动的人，他出声打断了我：

“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尽管我也有过类似的自白，但抢先半步地说出来，这样未免有些愚蠢了；恍惚间眼前甚至浮现出他在我面前掏垃圾桶的景象。固然荒谬的展开里，怎样俗套的对白也会跟着显得荒谬。

“你是应该这么认为。”

说话的时候我便开始无端地不安，也不知道他体味到话里那点挖苦的意思没有。

“是啊。要特意再见到偶然遇到的——”

我悄无声息地迅速向他上臂所在的位置再次伸出手。他的话音紊乱起来的刹那，一片浓缩的深蓝色月光滑落到我面前，恰好在他原本席地而坐的位置，又被年轻男性的身影压熄了。最后我只来得及听到小半串那种异响，由弱变强，在一个模糊的e音节后戛然而止。

我很难定义刚才发生了什么。能察觉到的仅有他在我的眼皮下自然而然地化为乌有又回来。或许他向过去退了两步，或是向未来退了两步？如果声波还是连贯的，是听从我的计量方式、还是听从他的？最后我问他：

“被我碰到了会怎么样？”

这次他听起来终于有点慌乱了：

“因为完全不知道才不想让你碰。但感觉你很聪明，你能想到会怎样吗？”

“因为完全不知道才想碰一下试试。”起初旅馆里还比街上稍凉快些，可毕竟沉在街角里，也不太通风，我抬过两次手就再次感觉到背后的衣料和剩余的沙土又冒着热气贴附上来，便搁置了非得碰他一下的念头，“不过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

“我往哪里走你都能看到；你往前还是往后，我都看不到了。”

他没回答。我往后靠，把手撑在地板上。凉气从地底深处，透过碎木屑压制成的板材、透过塑料泡沫纸、透过厚厚的灰尘传到手掌心里；汗也很快就被吸走了。他沉吟了一会，确定我没意愿再次袭击后才反驳我：

“看到得更多就好吗？”

“我不想看到得比别人少。”

“嗯。其实我也不止前后两头可以走，往其他方向也行。”

我想他夸我聪明很可能是句奉承话了，听起来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走到某个夹角上去，会是几年前大家都喜欢说的平行世界的不同时期吗？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看到我；总之我肯定是看不到他了。我下意识地在身上单手摸索装手机的布兜——夏天的女式衣裤，除了老土平凡的运动休闲服饰，几乎很少有为了笨重的大屏手机设计的口袋——从地上摸到肩膀，又动用另一只手，连系着布兜的绳子都没摸着。

“在找什么？”

“想看下现在几点。”

“0点15分前后。”

我道了谢，并且回过神来意识到应该加快脚步回家，支撑身体站起来的时候还压碎了泡沫纸上的几个泡泡。在紧闭数年的废弃旅馆里，它们还是迟缓地风化了，变得脆而易碎，即使我用两只手把自己的重量均摊上去，也轻易地发出噼啪的轻响然后泄了气，就像水草生产的氧气泡从河床游向河面时突然碎掉那样。

这里更加昏暗、变红了几分，不过往上一两米的空气总归清澈些。

“我要回去了。”他仍然没什么多余的反应：

“说不定没有下次了，你可以多留一会吗？”

我犹豫了几秒之后，还是蹲下来：

“妈妈会催我。”又重新问了一句：“真的不可以碰你？”

他没有很快地接话，只是保持着和我同步的速度向后慢行。我随即意识到自己让其他人为难了，想要道歉，却很难拎清现在二人的关系是否适合道歉。道歉，道歉是一件很沉重的枷锁；既宣扬着自己对他人负有某种重要得不得了的责任，又任性地表明着“现在如果不对我说‘没关系’、不立刻否认我的话你就太残忍了”的意味。可是很多人都热爱道歉，因为道歉是一件很沉重的枷锁。

“抱歉。”

“我给你留了东西，在那几辆推车里面……但我也希望你不要去碰。不好意思。”

太好了，他也道歉。

“真的没有下次吗？”我预感这是我告别前的最后一个问题。

“很难有都连续的下次了。这几年你去了哪里呢？”

“上海。我去上海读大学了。”

“我好像到不了那里。一百公里太短了。”

“三万天也很短。”

腿快蹲麻了，我说完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安慰的话之后就摁着膝盖站起来，右膝盖深处传出泛着潮气的骨骼摩擦声。

“走了。”

他只答嗯。我相当清楚他不会有多余的反应。

我从发皱的泡沫纸堆成的河流里迈出去，侧转身躯从吹笛男人之间穿过，沿着地砖浮入被路灯抹得锃亮的夏季风中，最后远远离开仍然静置在我头顶数米至数十米的米白床具。拐过街角的时候，我略微用力地呼吸了那一大片浓缩，纯粹，并且影影绰绰的玫瑰味空气，深深地、很多很多口，由于深呼吸实在过了头，喘息的间隙里感受到一种只要不拔腿离开，玫瑰香便会永远热烈地缭绕在车膛上空的、微红的错觉。

后来再回家住的时候，废旅馆已经变成了《海上钢琴师》里那种即将被炸药送往海底的老式客轮。屏风也好，“OO大酒店”也好，外墙的石膏线也好，全都被拆或者搬走了，夜晚散步路过的时候，里面总是亮着刺痛眼珠的白炽灯。我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写了。